Covid确诊阳性的不需要隔离了

2022年4月1日大概是瑞士历史上一定会被记录下来的一天。

在此之前，瑞士宣布进入疫情"特殊情况«ausserordentliche Lage»"，持续了95天。此后，瑞士处于"特别情况"668天。在经过763天疫情特别状态后，现在终于完全恢复进入正常情况了。

瑞士宣布，2022年4月1日起

宣布整个社会恢复正常状态 Covid确诊阳性的不需要隔离了 进入包括医院在内的所有地方都不需要戴口罩了

https://www.20min.ch/story/der-bundesrat-beendet-die-ausserordentliche-lage-590884418944

瑞士是真的完全彻底地放开了。不仅所有措施取消了，连一直做国家防疫政策智囊团的Covid-19科学工作组也正式宣布解散了。

瑞士政府认为，冠状病毒很可能不会消失，但会成为地方性疾病; 预计未来将继续发生季节性疾病浪潮。但瑞士政府不打算再回到"特殊情况"。除非情况会变得比以前更糟。

这个阳性不需要隔离是有巨大意义的一个政策。可能颠覆国内很多朋友的认知。因为，不是阳性确诊者的家人不用隔离，更不用提密切接触者，一个小区，一个办公室，一栋楼，或所谓”时空伴随者”不用隔离，不是经过所谓高风险区的人有什么码，需要做什么检测，查是不是阳性，是明明白白的已经查出来阳性的不用隔离。那其它那些人还查什么，隔什么呢?

它的含义是：政府允许甚至是”强制”无症状阳性者自由行动。这些人就是正常人，不是患者。

为什么说是”强制”无症状阳性者自由行动?

因为，按这个规定，企业不会接受无症状阳性者在家隔离不上班。 无论你是什么行业的。包括超市售货员，餐厅服务员。 他们都要接待自己的客人，也就是意味着无症状阳性者也会完全正常的生活。

以前，一个人在一家公司上班， 测试阳性无症状，按政府规定需要隔离时 (从头到尾，瑞士隔离的期限也比中国短，2022年2月17日前，是出现症状后十天，此后是隔离5天。而且是无人监测的居家隔离。也没有限制不能在自己家院子里活动的。也不限制急诊或门诊。 )， 公司是要按规定付你工资。现在政府取消了阳性隔离义务，你要是自己以此为依据不去上班，公司就会算你旷工了。

现在仅仅是呼吁，如果出现症状，请继续留在家中。注意，这个也没有强制，因为解除隔离义务，就只能是呼吁了。

而出现重一些症状的，不用任何人说，你也会和其它任何疾病包括流感一样去就诊的，是不是? 所以，瑞士确实可以认为，人们生活是完完全全毫无保留地恢复到疫情前状态了。

那么，瑞士目前的疫情状态怎么样呢?

从2022年1月1日以来，每天新增2万以上，持续了两个多月，在2022年2月17日大部分解禁时，也还是每天新增两万多。今天，2022.3.30 新增阳性16462例。三个月内，感染两百多万。

850多万人口，日增16000多，比国内许多城市的每十万人口感染人数都高吧。 但瑞士从现在开始 ，每周公布一次阳性，都不每天公布了。"我们相信，在正常情况下，每周更新一次数字就足够了。"瑞士卫生部长说。

瑞士并不觉得自己是”躺平”。”躺平”是很被动的词语，瑞士是在自己觉得对疫情状态非常清醒的情况下的主动选择。

瑞士政府认为，由于人口的高免疫接种率，最近几周重症监护病房的Covid-19患者人数没有显着增加，尽管在此期间感染人数再次上升。未来几个月不太可能对公共卫生构成威胁。

瑞士政府，这是非常鲜明地表明了，感染人数准确说测试阳性人数丝毫不是问题，三个月感染两百多万也不是问题。 重症后导致的死亡才是要注意的。而当它们不严重时，即使感染人数上升，问题也不大。而事实也确实是如香港和瑞士的这波疫情中的表现一样，瑞士确实没有什么担心的。死亡人数包括了各种疾病入院仅仅合并Covid阳性的，病死率都比流感低一半。

他们的Covid工作组的反思和总结

我一直好奇 ，中国制定疫情政策防疫措施的后面的团队是如何组成，如何运转的。 都是什么人在给政府和行政部门做知识支持。

瑞士这次疫情，给政府和行政部门做技术支持的是一个叫科学Covid工作组的团队。临时成立的。差不多运转了两年。

整个两年，我其实并总是在当时就赞成他们政府制定的政策。特别是最开始的阶段和最后结束阶段前的疫苗证书阶段。 开始时，是政府自己做出的偏松的政策，那时，我刚刚远距离担心焦虑着武汉，所以，觉得瑞士的松简直不可思议。后来， 我在疫情近距离来到瑞士，观察了一段时间后，又觉得他们最后引进疫苗证书这个政策过严，这个政策瑞士是依据这个智囊团制定出的政策。即使现在，还对他们中个别专家对有些流行病学数据的解读，觉得存在一定问题，比如疫苗方面。

但，对一场谁也没经历过，因为种种原因拖延很久的全球性疫情，瑞士政府还算是相对表现不错，他们的知识智囊团也能真正发挥很多作用， 让所有数据都对民众透明，网上随时可查，全瑞士各个阶层各个行业的人，都能对数据 并且也从多角度考虑了问题。

两年来，瑞士的整个防疫团队，实际是由政府，行政部门，和Covid科学工作组三个方面组成的。政府制定政策，行政部门具体执行政策，Covid科学小组从科学的各个角度给政策制定者提供决策者需要的数据和依据，参与决策的制定。

瑞士Covid科学工作组从一开始就具有广泛的基础：除了流行病学，感染学和免疫学外，经济学，法律，伦理学和社会学专家也是其中成员，后来增加了护理和教育科学。只有历史和政治学方面专家缺失。这是他们后来觉得不足的地方：“你不知道如何与政治机构互动，"

瑞士非常好的 也是值得学习的是他们随时能让民众网上公开查询的各个角度的非常透明的数据 ，，团队讨论和决策方式，还有政府和民众非常良好的沟通，他们甚至疫情报告有段时间，是只能由总统向大家汇报，总统还会直接在电视台接受记者非常尖锐的提问。还有，就是他们 尽可能中的措施多数时候，是确实认真进行反思后很快做出的调整。政府在做决策时，也对专家组的各个学科方面的专业意见非常尊重，当然，他们还会考虑各种平衡。

在这次，工作组即将解散时，他们也做出自己反思。

这个工作组这次提交了一份一百多页报告 ，非常透明详细地讲述他们的视角看待的整个大流行的过程和工作组的发展，分析了自己对自己在工作中的角色不断变化的理解，报告了整个两年疫情期间，他们对政府政策制定做出的各种实际的咨询活动，列出了与各种利益相关者的无数会议，报告了与媒体和社会沟通的困难，并指出了他们的角度看， 未来如何让科学、政治和社会三个方面更紧密地合作——这样就不必在下一次危机发生时从头开始。

我觉得，这个自我透明反思的过程，比他们在两年疫情中做出的某一次错误或正确的决定还要有意义。 不然，2年前，遇到的问题，两年后，换一个地方，还是一样的处理方式。

从整个报告里可以看出，整个疫情期间，这个科学工作组和政府部门之间也曾经有过很严重的意见不一，甚至直接冲突。科学组代表的科学专家们对疫情的严重程度看得更重，希望有更严格的措施。 而政府相关部门，希望更宽松一些的措施。

我个人很多时候，是并不完全赞成这个工作组对每个阶段疫情数据的解读和判断的。但我赞赏科学界能充分平等表达自己坚持的立场。也能在现在第一时间就公开公布整个工作报告，包括和政府部门之间的矛盾。

他们对整个过程的回顾中非常有意思的是，他们从他们的视角，很严厉地指出了整个过程中政府一些组织包括联邦公共卫生办公室领导的错误。

这是他们报告的大致内容，粗线就是他们对政府的指责。

虽然，我并不觉得他们的指责都是对的。但很赞赏这样的透明和自由的表达。

启动

2020年1月底，当新的冠状病毒已经在中国以外的各个国家被发现时，联邦公共卫生办公室（FOPH）在首批Covid新闻发布会之一中安抚了民众。”目前，在瑞士你不必害怕”，联邦公共卫生办公室（FOPH）传染病司司长丹尼尔·科赫当时说。”因为Covid并不比季节性流感危险得多。”这些都是公然的错误估计，但它们促成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当时人们被一种虚假的安全感所迷惑。

在这次新闻发布会之后，流行病学家克里斯蒂安·阿尔特豪斯（Christian Althaus）立即联系了FOPH，并向那些负责人明确表示，这些事态发展确实必须认真对待。当局和政界人士都没有表现出任何努力来接触科学界，甚至让他们参与进来以应对迫在眉睫的危机。

2月24日，提契诺州确认了第一例Covid病例，之后Covid在瑞士迅速蔓延。

3月16日，第一波疫情达到顶峰，当时记得是日增1500例左右，联邦委员会宣布了"非同寻常的局面"。联邦政府仍然没有向科学方向发展的迹象。 

3月18日，ETH董事会主席Michael Hengartner从各ETH机构的代表中成立了"ETH Domain Covid-19工作组"，并于3月20日成立了"新冠危机小组"（KSBC）。

3月23日，工作组被扩大，国家科学基金会，瑞士大学和瑞士艺术与科学院也将加入。

4月2日，当第一波浪潮已经消退时，"瑞士国家Covid-19科学工作组"在FOPH，国家教育，研究和创新秘书处以及KSBC的授权下开始工作。

来自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的微生物学家马丁·阿克曼（Martin Ackermann）回忆说，一开始，一切都有点混乱，他整整两年都是工作组的一员，并于2020年8月至2021年7月担任委员会主席。那时，所有工作组成员都可以表达自己的观点，甚至是批判性的。"

改变对角色的理解

在第一阶段，工作队、FOPH和政治部门之间的合作比正确的工作更差。当时，参与者之间只有零星的会议，交流在低频上运行。根据马丁·阿克曼（Martin Ackermann）的说法，有三个因素导致了这一点：缺乏信任，缺乏相互理解以及对自己的角色的理解不明确。必须首先确定信任。"我们必须证明政治和行政管理可以依靠我们，"阿克曼说。

在2020年夏天，有一些重要的人员Rochaden。Anne Lévy成为FOPH的新主任，Martin Ackermann从Matthias Egger手中接过了特别工作组的主席职位，Alain Berset的顾问人员也发生了变化。从那一刻起，工作组、EDI和FOPH之间的交流变得更加密集。也可能是因为这三位新成员之间的化学反应比他们的前辈更好。

界定自己的角色仍然很困难。最重要的是，问题是：工作组能否根据其调查结果提出政策建议？如果你问政治部门，他们会说：是的，但只是在内部，即在给政治部门做咨询时。在外部，即在公开露面期间，工作组应坚持只谈科学事实，不对任何措施发表评论。

但情况并非总是如此。2020年10月16日，当第二波浪潮急剧飙升时，马丁·阿克曼（Martin Ackermann）在新闻发布会上回答了一名记者的相应问题："最有效的是限制会议规模，室内口罩以及对家庭办公室的明确建议”。可是当天，瑞士政府是仍然允许大的会议活动的，直到10月18日，联邦委员会才开始拉绳子。

农儿注 其实，这个问题，就类似，比如，张文宏这样的医生团体如果是防疫团队中一员，他们能不能根据自己的研究，公开提出自己的措施建议。即使在瑞士，也是只能在内部给政府部门提建议，而不是代表政府发言。 不过，我对瑞士这个科学组建议的很多严厉措施其实是觉得过度了。

这些言论不停出现，引起了政治部门对特别工作组的谴责，因为这给人的印象是工作队想要影响政治的决定。但事实并非如此，EDI内部人士说。"这种外界的看法是错误的。

工作队的第三任也是最后一任主席塔尼娅·斯塔德勒（Tanja Stadler）举例说明了对工作队作用的理解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我的目标一直是明确坚持科学。政客们对此的看法不再是我角色的一部分，"这个ETH的数学家说。斯塔德勒从未对措施发表评论，在她担任负责人期间，特别工作组变得更加安静。

大错

工作组，当局和政界人士之间的合作在2020年夏季和初秋经经受了最严峻的考验。早在7月初，该小组就警告说，传染病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增加，现在需要采取行动。政客们没有反应。相反，联邦委员会认为，从10月1日起，重大活动将再次被允许。

在接下来的几周里，克里斯蒂安·阿尔特豪斯（Christian Althaus）、艾玛·霍克罗夫特（Emma Hodcroft）或马蒂亚斯·艾格（Matthias Egger）等科学家强烈批评联邦委员会的自由放任态度，主要是通过Twitter上发布，也就是类似中国的微博。而同时，CVP全国议员露丝·亨贝尔（Ruth Humbel）等政客则表示，工作组有些成员应该退出小组。在2021年初，这场危机在"枪口"讨论中达到高潮，当时个别政客要求不再允许特别工作组公开发言。

更糟糕的是，在2020年夏天，6月中旬，联邦政府解除了第一波疫情后的"特殊情况"状态，把权力重新交回给各州。然而，一些州不愿意或不能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在工作组角度看，第二波浪潮——尽管特别工作组发出了早期警告——已经等得太久了。特别是因为当时没有接种疫苗。"反应来得太晚了，"阿克曼说，"许多人因此生病或死亡。

片面错误文化

工作组在其报告中还指出了自己的误判和困难。该小组一次又一次地公开提前预告了大流行可能如何演变的情况。工作组认为自己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对的，但有两次是错误的：一次是在2021年4月，当时尽管放松了，但病例数量并没有像模型中那样上升，而是下降了;第二次，在Omikron浪潮中，病例数量飙升至天文数字的高度，但不是住院和死亡。"在2021年4月，我们对这一发展感到非常惊讶，"阿克曼承认，"我们也低估了自己的不确定性。

这两次，他们的预判，也就是所谓的模型推断，确实出现了非常大的误差。这也可能是，后来，瑞士许多民众对疫情非常从容的原因。他们开始时，是很害怕的，也就是2020年第一波时，后来，遇到了两次”狼来了*，然后发现，没有科学界说的那么厉害。我是在这之前就觉得他们推断出的结论。可能有问题。

工作组还请大家注意，他们在与媒体和公众沟通方面遇到的困难。例如，只允许工作组个别成员与媒体交谈，但只能作为主题专家，而不是作为工作组的正式成员，这几乎是不可行的。官方规定，只有总统被允许提供信息。

而工作组认为，自己几乎是唯一拥有错误文化的。也就是，自己发现错了，会认错。 他们认为，瑞士联邦公共卫生办公室FOPH从未承认甚至为其误判道歉，特别是在大流行开始时。 政治部门也从未对2020年秋季的崩溃负责。因为，他们认为自己那两个阶段的判断是对的。

瑞士所有各方都同意，可以而且必须从大流行中学到很多东西。全球，所有国家其实也都是面临一样的问题，从过去学到什么? 科学界、行政部门和政治部门之间更好的合作会是什么样子?